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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平人方华赴延安参加“七大”记述

作者: 来源:本网 发布时间:2020-04-15 浏览次数:- 【字体:

和平人方华赴延安参加“七大”记述

作者:方华 

 

     照片说明:1986年1月间,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茂名视察时会见了原茂名市委书记、茂名石油工业公司党委书记、中共广东省委顾委委员方华同志(广东和平县人,图右)。方华是于1942年赴延安出席中共”七大“时与胡耀邦认识并成为故交的。

  1938年3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适当时候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。1939年11月前后,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,选出广东出席“七大”的代表。1940年前后全国各地的“七大”代表已陆续到齐,而正式会议却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才开。这次大会经过四年的准备,全党在思想路线、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都得到了统一,全党的团结达到了空前的高度,因而在大会之后,全党执行“七大”制订的路线,很快就取得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。我被选为“七大”代表,参加了这次伟大的会议是党给我的光荣。对此,我是永远忘不了的。

 

 

方华故居

 

  当时,广东是党还是地下党,我没有参加省委在韶关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。我被选为“七大”代表的事是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集中后,由古大存同志转告的。

  记得,1939年9月间,尹林平同志来和平,向我传达了当前的政治形势,说国民党开始反共。因我在和平比较暴露,组织上决定让我撤退。为了免受损失,要我做好三件事:一、选好县委的接班人,交代好工作,尽快离开和平到中心县委待命;二、对现有的党员进行一次审查;三、把党员训练班筹备好。我完成上述任务后,于10月初离开和平到龙川中心县委。11月末,尹林平同志在省委开完会后来到老隆通知我,说组织上决定我送我去延安学习,时间半年。1939年12月10日,我按尹林平同志指定的时间、地点和联系暗号到韶关找到了省委领导人。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张文彬同志。他要我汇报和平的工作。我讲了两个多小时,他给我很多鼓励。第3天,经过组织布置,我便与香港来的代表周小鼎一起坐火车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报到。在去桂林的火车上,国民党的宪兵检查了两次,都被我们应付过去了。

  我们找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当晚,听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石磊同志说,武汉沦陷后,从广东去延安只剩下由重庆经西安一条路了,但这条路也不安全。自从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,对去延安的同志都严加限制,多方刁难,甚至加以扣押、杀害。因此,要改变路线,只好把你们先送到新四军军部。

  1939年12月中旬从桂林出发,由桂林到新四军军部这一段我们都化装成新四军战士,由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龙飞虎同志护送。我们坐上装军衣的大汽车,龙飞虎同志挂上国民党少校军衔,坐在车头的位置上。经过湖南的衡阳,江西的吉安、南城和上饶,浙江的开化,到安徽的太平(即黄山)。从太平到军部这段路不通汽车,我们步行了两天到章渡,第3天才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。那时,古大存、区梦觉和吴有恒同志已先到达了。

 

  到军部集中的有南方局和东南局的40多名代表,组成了南方代表团。团长是古大存同志。当时广东的代表是古大存、区梦觉、朱荣、方华、唐初,香港的代表是吴有恒、钟鸣、周小鼎、周材、何潮。还有一个杨尚奎同志(粤赣边特委书记),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出发,他是以后经重庆到延安的。

  当时日寇为了阻止新四军渡江开辟根据地,对长江封锁甚严。因此,我们在新四军军部住了一个多月等待渡江。在这段时间,代表团组织我们学习《社会发展史》和《党的建设》。并开始过较严格的组织生活。那时项英(当时的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)和陈毅同志都曾给我们作政治报告,对帮助很大。

  1940年春节前,我们探知日寇放松了对长江的封锁,便于腊月20日左右从军部出发,开始了长途行军。首先由军部派部队护送我们乘木船过江。那天正好大刮东南风,很快就把我们吹到江北,顺利地到达游击区。腊月30晚,我们过淮南铁路,到达安徽定远县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,见到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。当时因为我党开辟华中敌后根据地迟了一步,国民党有相当多的部留队在敌后的江苏、安徽的广大地区,搞所谓“曲线救国”等等,压制了我军力量的发展。当时淮南、淮北根据地都在初创时期,主要是在军事上打击日寇和国民党顽固势力,华中的根据地还没有连起来,我们不得不在准南、准北等地与敌周旋,抽空学习。我们学习了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(油印本)。少奇同志在百忙中给我们作了几次政治报告(或谈话)。这段时间我们还两次下基层帮助工作。但两次都被刘少奇同志找回来,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安全到达延安。到7月初,我们才进入鲁南到达一一五师部。师政委罗荣桓同志及代理师长陈光同志都为我们作了报告。到8月间才从师部出发,越过狙莱山和通过津浦路,经太西、冀南,过平汉线,抵太行山八路军总部。时值百团大战后期,战斗非常激烈,彭德怀同志还抽空为我们作政治报告。因为同浦路过不去,我们就在总部呆了一个多月,然后才跟随徐向前同志一起通过同浦路到达晋西的吕梁山区,再渡黄河,到达陕北的绥德。再从绥德走了六、七天的路,终于胜利地到达延安。那时已是1940年的12月了。从桂林出发,经过华中、华东和华北的广大游击区和根据地,历时1年,行程1万余里。在路上也有几次碰上战斗,两次遭到敌人袭击,但代表团的同志在我们的武装掩护下无一人伤亡,全部胜利到达延安。这不仅说明中央决定走这条路线是安全的,而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到全国大部分的敌后根据地,学习到不少在敌后搞武装斗争的经验,提高了对毛主席路线的认识,这都是为开好“七大”作了极好的思想准备。

   我们南方代表团抵达延安后,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接见了我们。当天下午,便把我们编入党校47班;那时已属隆冬,天气很冷,但到了中央所在地后大家都感受到革命的温暖,心情都很愉快。

   原准备开过“七大”之后,我们都回原来的地方开展工作,为了保证日后的安全,组给上要我们每个人起个化名。我现在用的“方华”这个名字,都是在那时起用的。

    我们到延安后,每人都写一份自传,送中央组织部审查。接着,就分别向组织部地方科汇报工作。当时,地方科的科长是王德同志。他指定地方科的科员刘鸣同志负责听我的汇报。我把和平的工作情况汇报后(主动是讲和平的农民运动),刘同志帮助我进行总结,一共搞了七、八天。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那份广东省和平县农民运动情况的材料,就是那时刘鸣同志帮助我整理出来的。

    中央的负责同志都很关心南方党的情况,特别是对原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情况,除了找代表谈话外,中央政治局还在青年食堂设宴招待南方党的代表。那天虽正下大雪,但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。毛主席一坐下就谈笑风生地问我们:“你们看中国革命能不能胜利?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:“一定胜利!”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同我们一一握手,并一一劝酒。毛主席说他不会喝酒,敬我们每人一块面包,说:“祝中国革命胜利万岁!”朱老总也说自己不能喝酒,请他的参谋长王若飞同志代他干杯。整个宴会充满着团结、活泼的气氛。

   

  1941年上半年,我们在延安党校学习,总结过去的工作。从1941年下半年起,我们就搬到马列学院去学习中国问题。当时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是邓力群同志。

    1942年中央成立高级党校。我们被安排到高级党校学习。1942年2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,毛主席作《整顿党的作风》的报告。到同年的夏季就正式开始整风。方法是学习文件,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〈整顿党的作风〉报告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,联系实际,检查自己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。先在小组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,然后用写自传的形式对自己过去的思想、立场和工作进行检查,总结经验。大家都觉得通过这样的学习进步很快。

   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,康生搞了个“抢救运动”,搞逼、供、信。好在毛主席一发现就制止了,但也伤害了一些好同志。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,我们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学习〈两条路线〉,发扬民主,总结经验,提高认识,统一思想。到1945年4月,中共中央召开六届扩大七中全会,作出了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〉。经过两条路线的学习,全党的思想统一了,一致认为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,公认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。

   “七大”开会前夕,中央要广东增补了云广英、廖似光、谭辅仁等3位代表,统一编入南方局代表团。

   “七大”于1945年4月22日正式开会,到6月11日闭幕。“七大”总结了我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经验,批判了“左”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,总结了经验,制订了一整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针、政策,统一了认识,增强了团结,所以,“七大”之后,中国共产党在“七大”路线的指引下,领导人民很快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,打倒了蒋介石,解放了全中国,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。

   因为经过长期的准备,所以,在“七大”会议上,对大的问题是没有什么争论的,因为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都在整风的学习中统一了认识。大会一致拥护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。当时对抗战胜利后能不能取得和平的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的问题,有些不同看法,争论比较大。毛主席在闭幕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分析,指出我们今后还是要前拒虎、后拒狼,要设想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困难,要我们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”。

    大会花最多时间的是酝酿候选人名单,高度发扬民主,反复了几次。花了半个月时间,才选出了中央的领导班子。

   “七大”闭幕后的第2天早上,我们即离开延安,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。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得那么快,准备赶快回江西、湖南和广东开辟根据地,岂知我们在洛阳过黄河时,就听到日本投降了。日本一投降,国民党从山上下来,我们南下就不行了。中央把广东的代表同志分为三批。化装南下回广东工作的有吴有恒、钟鸣、何潮、唐初等同志。奔赴东北工作的有方华、云广英等同志。留在延安工作的有古大存、区梦觉、朱荣和周小鼎等同志,以后他们也到东北工作。

   这就是我参加“七大”的经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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